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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料图】
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便逐渐显现出来。法规的不明了和滥用，严重制约了合同对交易的促进，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流转。于是，现行《合同法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，规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：……(五)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。”该条款相对于《民法通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既明确了合同法律效力的否定性判定原则，又明确了判定的法律、法规层次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把“行政法规”和“法律”并列，界定了法律的形式层次;二是专门提出了“强制性规定”，排除了任意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。这无疑增加了法律规范的稳定性、预见性和操作性。只是《合同法》中的“强制性规定”是以总结《民法通则》实施的得失为基础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。
“强制性规定”的内涵与范围
在学理上，法律规范可分为强行法和任意法(亦称强制法与柔性法)。任意法是指只有当事人之间无特定约定时适用、当事人的特定约定得排除或改变适用的规范，基本上涉及的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。强行法是指不容当事人以自己意思任意变更的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保障实施的规范，涉及的往往是社会公共利益，一般都纳入行政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。强行法之下又可分为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，强制性规定是命令为一定行为的规定，禁止性规定则是命令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定。显然，在这里，强行法与强制性规定是种和属的关系，二者具有从属关系，强制性规定只是强行法的一部分。所以，不少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据此认为，“强制性规定”的前置条款是法律和行政法规，“强制性规定”就是指强行法中的“强制性规定”。这种理解虽然体现了“强制性规定”的本质精神，但忽略了“强制性规定”的内涵和范围，有一定的片面性。
如前所述，强行法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直接的社会规范，其不仅要求“令行”，即要求当事人必须为一定的行为，而且要求“禁止”，即要求当事人必须不为一定的行为。而《合同法》中的“强制性规定”同样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调整对象，其本意也是要求当事人为一定行为和不为一定行为。所以笔者认为，《合同法》中的“强制性规定”在本质属性上应与“强行法”同义，其内涵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，其范围包括法律、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两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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